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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委书记的修罗场

来源:创新文学网 作者:伊耆 时间:2021-02-2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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孔雀飞去,回忆悠长

玉龙雪山,闪耀着银光

秀色丽江,人在路上
彩云之南,归去的地方
 
 
 

在祖国南疆的云贵高原上,耸立着这样一方水土,多族共聚,山清水秀,歌声袅袅,酒香飘飘。

云南,有如世外桃源的气质,迥异中土的异域风情,令她明艳而鬼魅。这里也是保存中华文脉,保留国人浩然正气的最后壁垒,“联大八年”把中国读书人的风骨浇注天地间,震古烁今。

然而,云南也有她的痛楚,这份明净水土近年遭到严重污染,不只是滇池的生态恶化,政治生态的严重恶化更为彩云之南蒙上了浓厚的雾霾。

白恩培成为首个被判处终身监禁的省委书记,秦光荣是第一例投案自首的省委书记,他们的前腐后继为云南留下一桩秽史。

梳理国史,云南省委书记的命运似乎颇值得玩味。谢富治死后被开除出党、阎红彦自杀、谭甫仁遇刺、高严卷款外逃!

彩云之南,莫非修罗场?

“东骧神骏,西翥灵仪,北走蜿蜒,南翔缟素”,昆明大观楼的长联闻名海内,“北走蜿蜒”指的是昆明西北方的一座名山:长虫山。

相传,道光年间,青城山一道士来到此地,曾作法“捆龙索阵”,锁住了龙脉,破坏了云南风水,使云南无王者出。

这种野狐禅的民间故事会,但凡中学毕业的人都不会相信,但秦光荣笃信。

刚刚担任省长时,秦光荣带来一对“大师”夫妇,在长虫山作法布阵,花巨资购进压山石,为的是恢复长虫山龙脉,期待天开眼,让他“凌烟阁上美名扬”。

除却罪衣罪裙,“不问苍生问鬼神”的秦光荣什么也没求来,徒给云南故事添加了一场荒诞的戏码。

 
 

 

便断碣残碑,都付与苍烟落照。只赢得:几杵疏钟,半江渔火,两行秋雁,一枕清霜。
 
 
 

 

 

1

 

1970年12月17日,凌晨4时许,昆明军区司令部大院。

啪、啪、啪,三声枪响划破寂静的夜空,一个妇女倒在血泊之中。

“出什么事了?”另一间房门打开,一个男人循声而出,随即一连五声枪响,男人栽倒在地,凶手扬长而去......

当日6时,昆明全城戒严,一桩惊天大案震动全国:云南省委书记被人暗杀!

遇害者是时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兼省革委会主任、昆明军区政委谭甫仁及夫人王里岩。这是建国以来,唯一的省委书记遇刺案。

谭甫仁,广东仁化人。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,后历任红十二军连政委、红一军团一师政治部组织科长、红十五军团七十八师政治部主任,参加长征。抗战期间历任八路军115师344旅687团政治处主任、旅政治部副主任、八路军野战政治部组织部长、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。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东满军区政治部主任、东野七纵副政委。建国后任十五兵团军政委、广西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、武汉军区第二政委、工程兵政委。1955年授中将军衔。

谭甫仁是四野老班底,在“副统帅”走上巅峰的时刻,获得重用不难理解,但他的任命时机非常敏感。

1967年1月8日,同样是严冬,同样是凌晨4时许。昆明市某造反派组织的车队,浩荡荡开往军事要地小麦峪,此行要揪斗省委第一书记兼昆明军区政委阎红彦。

造反派赶到时,他们失望了,阎红彦已成冰冷的尸身,当日夜,阎红彦服安眠药自杀。字台上有一张字条,是阎红彦留给世界最后的话:我是被江青、陈伯达逼死的!

阎红彦成为文革中,唯一自杀的我军上将。

自杀前,阎红彦与陈伯达通了一通长途电话,事后,陈伯达叫起撞天屈,否认对阎红彦施压。那通电话到底说了什么,压垮阎红彦的最后一棵稻草是什么,包括那张字条的真伪,全成了留给历史的谜题。

谭甫仁就是在这样的紧张时刻接到了任命。赴任前,毛泽东专门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谭甫仁,向他讲起云南的历史,讲少数民族政策,寄语殷殷厚望,谭甫仁也表态一定在云南干出成绩。

现实的吊诡就是如此,同样在冬季的凌晨,谭甫仁也命丧异乡,而他的死更加超乎寻常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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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

 

昆明军区第一时间将谭甫仁遇害上报中央,周恩来指示:抓紧破案,重点放在军区内部,很可能是内部人干的,并要查明有无集团作案迹象。

周相就是周相,特科创始人绝非有名无实,一眼就看出了案件的症结所在,但具体办案过程充斥着曲折和怪诞,谭甫仁遇刺案的结案陈词,要到八年以后才能做出。

关于谭甫仁案,当时社会上流传着各种八卦,有说是台湾特务干的,有说是身边工作人员干的,海外媒体加以绘声绘色渲染,俨然悬疑小说,各种小报一时赚了不少钞票和眼球。

纷纷扰扰的传闻中,最离奇的当属林彪灭口说。

传说谭甫仁遇害当月,他接到一份林彪密电,说某日有一架从缅甸来的民航飞机,经过昆明时叫谭击毁,谭甫仁感到问题蹊跷,只命令军机将民航机迫降,当飞机降落后,出现机舱口的竟是周相,谭吓得当即瘫软,周相要走了电报,正在追查谭甫仁迫降座机的时候,即遭灭口。

这则小道消息出现在“九一三事件”后,一时迷惑了不少人,甚至有人至今相信这种“聊斋”。事后的侦讯,不但用证据挫败了谣言,仅以常识推断,如果真是林彪主使,在对他的批判和反革命集团审判中,如此滔天罪行,难道不会予以清算吗?

谣言的土壤往往是真相不清,谭甫仁案的确存在诸多疑点。

疑点一:谭甫仁所住的别墅围墙很高,不使用梯子无法攀越,而现场只有一张条凳,来自机关食堂。

疑点二:谭甫仁住处配备5名哨兵,却在案发前,以“备战备荒”名义调走三人。此外,谭还有一名贴身警卫员,案发时,谭甫仁高呼警卫员名字,他却始终没有现身。

疑点三:谭甫仁住处离军区机关食堂一箭之地,食堂本有一条退役军犬,好巧不巧的在案发前两天,军犬走丢了。

疑点四:案发时,谭甫仁的小姨子也出现在现场,谭甫仁跑下楼,凶手追在后面,小姨子追在凶手后面,一不呼喊,二不阻拦,眼睁睁看着凶手连发五枪,三枪命中谭甫仁,随后看着凶手大摇大摆从正门离去。

案发当晚,谭家大院共有8人。谭甫仁夫妇、小姨子、儿媳妇、警卫员、保姆和两名哨兵。哨兵住在前院宿舍,保姆住在后院,其余人皆应在主楼内。

凶手率直进入谭甫仁的卧室,而那天他没有住在自己的房间,只有夫人王里岩在。凶手用枪抵着王里岩问:“谭甫仁在哪?”

王里岩回了句:“不在家。”转身即跑,凶手开枪,第一枪打空,后两枪命中,王里岩当场殒命。这一切来自谭甫仁儿媳的陈述,她当时在房内听见了这一幕,而婆婆第一句话居然还说:“你怎么来了?”显然与凶手熟识。

谭甫仁听到枪响,从书房出来,他次日要外出,当晚在看文件。小姨子从另一间房走出,之后便发生了上述的一幕。

谭甫仁一生行伍,可毕竟和平年代久了,老将军久疏战阵,面对敌人已经失去了自卫的本能,只会喊警卫员求救,而警卫员更是从未上过战场的“太平军”,听见枪声吓得钻了床铺。

由于别墅面积广,住在前院的哨兵睡得很沉,对主楼发生的一切茫然无知,甚至凶手穿过前院,从正门离开,他们都没有听见任何动静。

专案组最初将嫌疑人锁定在谭甫仁周边,但一一排除了作案可能,唯一蹊跷的是保姆和警卫员。

谭甫仁的别墅和军区司令员别墅背靠背,两家相邻数米,围墙都很高,但谭甫仁家的高墙被警卫员开了一个缺口。

警卫员本是谭甫仁的勤务兵出身,职务变了,干的活差不多,还是做些内政家务,他跟随谭甫仁多年,谭对他像是父辈对子女,有所偏爱。

军事上的事不懂,只能搞好生活,警卫员在后院开了一块菜地,种些时蔬。凶手正是从这处矮墙缺口进入谭家,所以一张条凳足够了。

谭甫仁家的保姆,解放前是资本家姨太太,厨艺闻名春城,下堂后,靠烧菜周转于高干家庭,最终落户到谭家,对警卫员平时很关照。

省委办公厅的一个工作人员,在1975年公安部专家组重审时道出了一桩奇闻。是夜,警卫员在和保姆通奸,听见外面的动静以为捉奸,吓得才不敢出来。

那时警卫员还是年方二十的小伙子,保姆已四旬开往,听到如此怪事,那位工作人员直呼:莫名其妙。

从现场捡到的弹壳做比对,发现是两支59式手枪射出,这种枪产量极少,恰恰昆明军区保卫部有,内部人员作案的可能性进一步确定。

作为唯一见过凶手的证人,谭甫仁小姨子只是提供了身高1.70左右,微胖,戴口罩,三四十岁的样子,声音有些沙哑。

面对这个描述,还是无法锁定嫌疑人,这时一个小孩子起了关键性作用。

 

 

3

 

云南省住建厅原副巡视员马苏红,案发时是名初一学生。那天清晨,马苏红被一阵敲门声惊醒。

马苏红住在昆明军区政治部家属院,敲门声中,睡得迷迷糊糊的马苏红开门看见一个壮年男子,径直问他:“陈汉中家在哪?”

马苏红给对方指了位置,回房继续睡觉,那张面孔他似曾相识,又一时想不起在哪里见过?

陈汉中是军区保卫部科长,马苏红的邻居,也是凶手的第二个目标,所幸陈汉中那日出差,逃过一劫。

十几天后,马苏红偶遇同院一个叫王东昆的小孩,突然想起那天早上敲门的男人正是王东昆的爸爸,专案组收到举报,嫌疑人第一次浮出水面。

王东昆的父亲叫王自政,军区保卫部原副科长,负责首长保卫工作。专案组找来王自政照片,经马苏红确认无误。

王自政掌管过保卫部枪械室,知道取枪密码,熟悉谭甫仁家庭情况,具备作案条件,问题是那时王自政处于隔离审查阶段,有专人看押,怎么会外出杀人?

军区保卫部部长景儒林断然不采信马苏红的说法,认为小孩子胡说八道,在押人员外出作案,除非天方夜谭。

专案组还是决定,让马苏红现场再行确认,负责带马苏红去现场的就是凶手想要杀死的陈汉中。

专案组提前布置,严格遵守马苏红到达现场的时间,不能让王自政发现,以免打草惊蛇,但陈汉中没有按规定执行,等他领马苏红到场时,和王自政正好撞个正脸。马苏红指认出了王自政,但也打草惊蛇了。

同时,景儒林开始查枪工作,军区保卫部的确丢失了两支59式手枪和20发子弹。但景儒林坚决不肯把丢枪和凶杀案并联,对负责保管枪支的秘书进行逼供、诱供,要求说是秘书私自外借老乡打猎使用,为案件侦破又横生枝节。

专案组决定立即逮捕王自政,由陈汉中带领两个保卫干部,以找王自政开会为名实行诱捕。王自政自知暴露,开枪拒捕,打伤陈汉中和另一名干部,后饮弹自戕。

王自政自杀使用的手枪正是保卫部丢失的,另一只手枪则在厕所中被搜寻出,恰好就是杀死谭甫仁夫妇所用,王自政系杀人凶犯无疑。

在对王自政住处的搜寻中,发现王有三本日记,但所记混乱,犹如天书,难以找出作案动机的线索,而王自政在被审查期间,居然随意外出、窃枪、行凶,军区保卫工作的混乱可见一斑,景儒林随即被停职交代问题,不数日,景儒林在“学习班”上吊自尽。

景儒林的死为案件蒙上又一层阴影,是不是畏罪自杀?谭甫仁遇刺案,是个体作案还是团伙行为,背后有没有更大的阴谋?

案情迟迟得不到突破,周相亲自点名赵苍壁重整专案组,务求水落石出。

 

 

4

 

赵苍壁是老一辈刑侦专家,当时国内局势异常复杂,“九一三事件”后,有人将谭甫仁案和林彪反革命集团硬性并联,试图揪出一个庞大的反革命军事集团。在政治挂帅的年代,赵苍壁坚持以事实为依据,坚决不做上纲上线的挂钩,最终把王自政刺杀谭甫仁一事的来龙去脉调查明白。

王自政是河南内黄县人,富农出身,解放前系还乡团成员。1947年,与其堂兄谋杀我党基层干部,后畏罪潜逃。

离开家乡后,王自政改名换姓,伪造个人历史,参加了解放军,而且入了党、提了干,和老家再无联系,本以为可以混在革命队伍里一辈子。

1968年,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开展,王自政的家乡有人查到了他的下落,写信给昆明军区。起初,因为名字、历史都对不上,昆明军区未引起重视,但河南方面一直有人举报投诉,军区政治部向谭甫仁请示,经谭甫仁批准,对王自政隔离审查。

王自政知道一旦陈年旧案被翻出来,自己难逃一死,而造成他困境的是谭甫仁,于是心生报复。在隔离审查期间,陈汉中对王自政态度强硬,引起他的怀恨,所以决定杀掉谭甫仁后,一并解决陈汉中。

王自政得以行凶,暴露了昆明军区管理上的一系列漏洞。枪械保管定期换人,但密码不更换,王自政轻松拿到手枪。

而负责看押王自政的军区人员,缺乏基本责任心。哨兵换岗不是到岗交接,而是前一班战士回宿舍喊下一任接班,由此大门有了空隙时间,最长甚至出现过十分钟以上的空岗。

王自政早就摸透了哨兵的习惯,屡次深夜外出,数月之内竟无人发现。景儒林的自杀,也是缘于严重失职,担心被追究责任,与王自政杀人无任何关联。

赵苍壁主持的专案组查明,谭甫仁被害,系王自政出于阶级报复的个人行为,此案无第二人参与,但结案报告又被意外打断。

那段时期,公安部极不太平,任过云南省委书记的部长谢富治病亡,继任部长李震自杀,“四人帮”抢夺公安部控制权,要严查内部异己分子,赵苍壁带来的专案组成员,数人被认定有问题,纷纷召回北京受审,专案组被强令撤销。

直到1978年6月,文革结束后,公安工作恢复正常,赵苍壁出任公安部长,才对谭甫仁遇刺案再次审核,写出结案报告。

共和国历史上,唯一的省委书记被害案,历时八年终于告破。

云南的另一个唯一,是建国以来唯一卷巨款外逃的省委书记,至今逍遥海外的高严。

关于高严,云南坊间有很多传说,流布最广的就是他的出身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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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

 

因为姓高、生于东北,云南百姓盛传高严是东北人民政府原主席的哲嗣。其实,又是一次路边社的附会,高严是地道的东北农家子弟。

吉林榆树市西约40公里处的靠山屯,一个拥有百余户人家的关东小村庄,1942年高严降生于此。

高家是当地富农,高严的父亲高艳英是名教师,当地老人依稀记得,高严的原名叫高庆林,按家谱取的,高艳英对这个儿子的学习看得极重。高严还没入学,父亲就强逼着他背书,有一次高严跑出玩没背书,高艳英打得他口鼻淌血。

就在高严即将上学的时候,高艳英调去外乡任教,从此高家和靠山屯没有任何联系。

高严毕业于长春电力学校,吉林热电厂是他第一个单位,也决定了他一生与电力的渊源。

工厂的老同事还对高严有着很深的印象,个子不高,精明强干,能说会道,厂里上上下下关系都处得不错。

高严是典型的技术官僚,在改革开放大力提倡“四化”干部的历史机遇下,他也是获益者,30多岁就当上了省电力局副局长,45岁已是副省长,后又升任省长。

一个农家子弟,从基层技术员做到家乡最高行政长官,这种概率比中彩票头奖还低,高家的祖坟何止冒青烟,简直是着了火!

1995年6月,高严从白山黑水来到彩云之南,成为真正的封疆大吏。他任云南省委书记只有短短的26个月,带给这里的内伤却至今没有痊愈。

履新伊始,高严在一次会议上的讲话,留给云南干部很好的印象。他说,母亲担心他在云南没有钱花,把自己攒下的6000元寄来,其中还有毛票和硬币。在场人员听了颇受感动,而高严日后的所作所为,只能让人以“影帝”视之。

高严在云南真正让人有怀念的政绩,就是给云南省公务员涨了几百元工资,名曰:高原补贴。云南干部取谐音,呼以“高严补贴”。

高严留给云南的另一大纪念,就是他的花边新闻。

每一个贪官后面,都有女人的身影,坊间也乐于传播这类内容,关于高严的绯闻,和一个叫杨珊的女人有关。

据传杨珊是云南电视台主播,高严第一次见到她,就被杨珊的美貌倾倒,发起强力攻势。在上海为杨珊购置豪宅,金屋藏娇,并提供4辆高级轿车供杨珊使用。另外,高严还给了杨珊大量的人民币和外币。

有调查记者曾就此事做过实地采访,经查,云南电视台并无叫杨珊的主播,甚至都没有叫杨珊的员工。与大量披露出的贪官情人,有名有姓,证据确凿不同,高严与杨珊的故事,杜撰的可能性极大。

没有杨珊,不等于没有别人,高严的确有情妇。纪检部门查出,高严转移、藏匿到海外的资金,人民币500多万元,还有劳力士牌手表6块,以及大量金银首饰、古玩字画等贵重物品。这些转移工作由一名女性完成,她应该是高严的情人,但具体姓名未曾披露。

高严在云南任职不久,就闹出过“花”名。他是独身来云南工作,住在老省委旁边的新联宾馆,一座独立小院供他使用。这栋别墅原为接待缅共领导人的联络站,当时就传出过高严调戏女服务员的事。

高严在云南的贪腐行为,主要和褚时健有关。90年代的云南,文旅产业还没开发,丽江、大理对当时多数国人还是陌生的名字,云南的经济支柱就是红塔集团。

褚时健自述中,讲过自己手中的权力有多大,批给谁红塔山专卖权,瞬间就可以造就一个百万富翁。那些年,围绕在褚时健身边的,非富即贵。

高严为一港商牵线搭桥,从褚时健手里要批文,即便褚时健落马,他也没有停手,又让秘书从红塔集团要了7500箱香烟,个人从中收取180万介绍费。

1997年8月,电力工业部更名为国电公司,高严出任董事长兼总经理。这次人事任命,考虑到高严几十年深耕电力系统,对行业熟悉,国务院希望由他这个老电力主导机构改革,但也正是电力改革刺激了高严,促使他下定叛国的意念。

 

 

6

 

2001年,国务院开始尝试电力体制改革。这次改革,不仅是实现原国电内部改革,而是要对国家电力供应体制的全盘调整。2002年3月,国务院正式批准了以“厂网分开,竞价上网,打破垄断,引入竞争”为宗旨的《电力体制改革方案》。同年12月29日,在原国家电力公司的基础上,中国电力新组建的11家公司宣告成立。

至此,“国家电力公司”寿终正寝,其电网、电源及辅业资产相应被两家电网公司、五家发电集团公司和四家辅业集团公司所取代。这正符合“铁腕总理”的改革思路。

这样的决定和高严的判断有很大出入。作为一个正部级官员,分拆后的“小”公司无法安置这尊“大神”,适值60岁的高严,重回政界也不太现实,因而他最有可能的结果就是退休。

按照国家要求,公司分拆和领导离任都要进行责任审计,自然会有诸多问题暴露出来。高严在国家电网的挥金如土是有名的,某一次企业年会,短短3天时间竟然花费304万元。为了高严中午有地方休息,专门为他在饭店安排了总统套房,并按高严的个人喜好和他并不高大的身材特征,专门订做了实木家具,更换了床上用品,连抽水马桶都重新购置。

在吉林一手提拔的老部下,省电力局副局长被抓,让高严感觉到山雨欲来,而此时纪检部门已盯上了他,2002年3月底,高严已被限制出境。

关于高严的外逃,具体过程尚有待公开,他走后,儿子高新元被逮捕,来了出“父债子偿”。

高新元毕业于北大政治学系,读大学时,高严还是吉林省长。在北大就读期间,吉林省驻京办事处的官员经常到学校看望高新元,他也把吉林省驻京办的宝马车用作私车,那时宝马车尚不多见。

高新元毕业后分配至中国对外贸易运输(集团)公司工作。不久就去了澳大利亚,说是留学。一年后回国,开办了上海润城电器设备有限公司。

1997年底,高新元结识了南通商人孙万明,孙万明的公司专门承揽建筑及装饰工程。高新元帮助孙万明的公司中标承揽电力系统的多项工程,从孙万明处获取800万的回报。

高新元案牵涉多地电力系统的干部,2004年8月,高新元以行贿罪获刑五年。

长春市通化路与树勋路交口一带,十几栋楼房组成了吉林省电力工业局的职工住宿区,其中一栋高29层的家属楼,是高严父母最后的栖居之地。

吉林省电力公司开办的名门饭店是吉林省第一家五星级酒店,高严位高权重那些年,高艳英夫妇的一日三餐都由名门饭店包办,高严出逃后,没人给他们送饭了。

高艳英夫妇相隔不久先后去世,潜逃的高严没能为父母送终,不知寄生海外的他,是否还带着母亲省吃俭用留下的那6000元钱?

国家进入新时代,空前的反贪腐行动抓捕了大量腐败分子,也有不少外逃贪官或回国自首,或被引渡抓捕。

2014年10月20日,澳大利亚政府宣布,将在几周之内展开没收贪污官员财产的行动,高严将是一个关键目标。

几年的光阴倏忽流过,关于高严,没有新的消息传来。对此,我们希望那句名言不会落空:正义也许会迟到,但绝不会缺席!

人民领袖考察云南时深刻指出:“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,要浚其源,涵其林,养正气,固根本,锲而不舍,久久为功。”

云南的政治生态要荡浊扬清,恢复正气,需要下相当的工夫,要有壮志断腕的勇气。高严、白恩培、秦光荣,他们带坏了一个地区的风气,带坏了一批干部,比贪污钱财更可恶的是戕害世道人心。

本文写作时,《清流毒——云南在行动》的专题片热播,一位昆明老作家看到官员堕落至此,难抑悲愤,写下这样的话:

云南人民命真苦,一直活在“敌占区”......

 
责任编辑:于安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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